民主之于中国
时间:2024-10-09 来源:河南省人大融媒体中心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主犹如一簇火焰,时起时浮,时明时灭,时而灿若星空,哲思迭出;时而销声匿迹,潜行乡野。而它更像是久藏于炎黄子孙血脉里一枚倔强的基因,始终在时间深处等待,等待着光耀华夏福泽遍野的那一天。
七月的清晨,我从豫南一个叫帅洼的山村中醒来。
天空正下着小雨,一扫连日来的燥热与烦闷。
在陪同省社科专家调研的几天里,我已详细了解了这个村庄民主治理的前世今生。
“村里的事,都是和群众一起商量,一起定,一起管,一起干。”老支书一边说,一边向我们展示几十年来的会议记录、财务帐目、文件档案等资料。
老支书叫胡善信,从八十年代起连续当选乡、县、市、省人大代表,几十年如一日地带领大家伙操持着村里的大事小情,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蜕变成环境优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全国文明村镇。
我拦住一位从山上农作归来的大伯,问他,您知道啥是民主不?
大伯憨憨地乐着说,“俺觉得,就是咱老百姓说了算”。
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是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上下求索,从民本思想的萌芽,到民主思想的觉醒,再到民主实践的探索、创新、发展,一路摸索前行,经历了一场多么漫长而卓越的征程。
在当地乡亲满足的笑容、宁静祥和的生活图景中,我想,这一天或许已经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由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
此刻,站在时代的高峰之上,我不禁回溯过往,试图拔开重重的历史尘烟,寻找起基之垒土,长河之源头,触摸中华民族那充满血泪、希望、愤慨、屈辱、挣扎、欣喜,蜿蜒曲折,遍布艰辛与不挠的民主发展历程。
发端
让我们回到四千六百多年前。
一个秋日的下午,气宇轩昂的黄帝端坐于明台,这位实现了华夏民族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此刻正悉心听取着眼前诸位贤人的意见建议。
在还未出现不平等的私有化和等级制度的氏族社会,一些政事往往要经过民众的讨论和同意。黄帝设立“明台”,建立咨议制度,招揽天下有名望的贤者,让他们参政议政,对国家和国君等提出批评或建议。《管子·桓公问》中有载: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
明台制度为黄帝招揽了大量人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后来,尧帝也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可见,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黄帝、尧、舜、禹,已经具有民主的作风,并有一套实施民主的措施了。
在推举氏族部落首领方面,《史记》记载尧、舜、禹传帝位时,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行一种举贤的“禅让”制度。这种禅让之风折射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光辉思想,被传为佳话,泽被后世。墨子评价谓:“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孔子也高度评价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四千多年前氏族公社的先民们追求向往的大同理想社会,不仅曾经作为一种垂范千秋的不朽典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重民、爱民以及以民为主的思想之源头。
迭起
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这是个社会激烈冲突的变革时代,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学术文化繁荣璀璨的特殊时代。
首先要说的,就是儒家学派创立者孔子。这位一路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先贤圣人,高举着“爱人”的旗帜,要求执政者对人民施“仁政”,主张爱民、养民、利民、惠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反对执政者对人民过分压迫与剥削。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要把爱民当作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百多年后,孟子以孔子的“仁政”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将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民是国家之本,天下之本,国家及君主都不如民重要的鲜明观点。战国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荀子说:“君者舟也,蔗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在荀子看来,统治者离开了人民,则一事无成。
在历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后,在这里不能不隆重地请出一位不可绕过的人物,那就是墨子。这位孤独的黑衣步行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出身微贱,思想极具革命性,尤其是他的“兼爱非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兼爱与非攻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的巨大挑战。他还大胆地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响亮政治主张,指摘陈腐的世卿世禄官制。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为劳动者说话的人,他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春秋战国时期所盛行的民本思想若是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能得以传播和弘扬,无疑是最好的。可不幸的是战国时期推行的法家学说,到了秦始皇时代,已发挥到了极致。特别是自西汉武帝接受儒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把阉割、篡改后的儒家学说钦定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之后,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民本思想便无立足之地和生存空间了。
嬗变
短短十五年,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想到,用法家暴政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王朝,又迅速地毁灭于暴虐。
此后,中国近二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更替的执政者们一边吸取着血的教训,对人民在政治上实行相对让步,经济上轻徭薄赋,休生养息。一边再次开始荒谬的暴政,陷入无法掌控的衰败轮回。
期间,也先后出现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如汉初的思想家陆贾在《新语·至德篇》中言“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离开了人民,难以说其富国强威。西汉的大儒韩婴亦强调王道重仁政必从重民开始。唐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官吏应该是人民之仆役,理所当然服务于民。这些,都是民本思想在不同时代的显现。
在经历了千年的量变之后,民本思想迎来了向民主思想的质变。明末清初,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专制思想进行反思与怀疑,特别是对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大胆否定和无情抨击的批判思潮逐渐显现。思想家黄宗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言“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无情揭露封建专制君主剥削压迫人民的虚伪本质。倡导应“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意思是要以人民为主,皇帝应当谋利于人民。黄宗羲的观点突破了前人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框架,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主义思想。
虽然这种逆封建专制社会潮流的思想在当时十分地脆弱,但作为进步的民主思想是不可抗拒的。黄宗羲逝世不足两百年,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党人反清反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和革命舆论了。
抗争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山河破碎,列强横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不倦地寻找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都未成功后,终于,等来了辛亥革命。
流亡海外的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领导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孙中山为制定、完善以及捍卫三民主义,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出要打倒孔圣人的权威,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即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孙中山先生试图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得到新生,然而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最终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此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一百多年后,对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一段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新路
那一声炮响,是属于十月革命的。
这场发生在彼得格勒市中心的完全的武装暴动,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世界自此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国际环境,中国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下,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悄悄凝聚。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嘉兴南湖波光粼粼,令所有人没有预料的是,在一艘游船上,正发生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列宁在《论立宪幻想》的文章中指出:“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一直为此在不间断地努力和探索。先后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建立农民协会,召开协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在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普通老百姓拥有选举权,参与革命政府的管理和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
建党二十四年后,延安窑洞内,黄炎培向毛泽东道出了内心的担忧,“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是否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松懈。一八四三年夏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态度,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民主这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民主这条新路上行稳致远的典范。
跨越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
人民当家作主从梦想变为现实,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民主发展进入新纪元。
当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颁布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和人民民主的原则,从法律上确定下来采取的最切实的举措。当时新中国有六亿人,而举行普选的近二十多万个基层选举单位,共涵盖五点七亿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直接、平等的民主选举。可以说,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主政治实践活动。
这时的新中国还需要一部彰显人民意志的宪法。
在杭州西子湖畔,坐落着一幢青砖叠砌的西式历史建筑。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那里度过了七十七个日夜,起草了宪法草案初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宪法草案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一时间,各地洛阳纸贵,街头巷尾讨论的都是宪法草案话题,全国共有一点五亿多人参与宪法草案大讨论,征集意见一百一十八万条。
这部体现民意的宪法,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票通过。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变革。
辉煌
七十年,在历史长河中是沧海一粟。
而于中国,却是沧桑巨变。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改革开放的列车呼啸前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不断跨上新台阶,中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七十年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修改完善宪法,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
二0一九年十一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概念,他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党的二十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治国理政各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
放眼望去,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犹如蒲公英的种子,飞遍山川河流,在无数的村庄、学校、医院、工厂、机关、社区落地生根。它根植于人民群众生活之中,解决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急难愁盼的问题,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亦是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世界东隅,厚积薄发。在梳理民主之于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我深感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的根系之发达,体量之庞大,从任意一条枝蔓延伸过去,都是一个浩瀚的天地。而我难以述之万一。
还好,还有时间,让我有机会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探索与创新中去,在泥土味、烟火气中,用自身微弱的光,去寻找,去凝聚,去照亮。
离开帅洼的那个早上,天已放晴。
老书记一直送我们到村头,直到被青山环绕的村庄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远,我心头升起的踏实与幸福感仍久久挥散不去。
在回头的那一刻,山那边炽烈的朝阳已喷薄而出。
(信阳人大研究室 夏吉玲)
编辑:王紫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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