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亟需立法保护

　　今年９月，最高检将举行“第四次全国举报工作会议”。如何保护举报人将是这次会议“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５００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１２００多件。（８月６日《成都商报》）
　　恶性报复举报人案十余年翻番，令人震惊，这也暴露出我国法律在保护证人、举报人方面的缺位。虽然，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出台过文件，对保护举报人作出规定，但是，这些零散的规定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善的证人、举报人保护制度体系。
　　特别是很多举报人遭打击报复，都是发生在接受举报的机关对保密工作的疏漏上，导致在许多情况下，举报信息和举报人信息直接落入被举报人手中，如去年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存在的问题后却被“出卖”而两度遭到拘留，并被送劳动教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典型案例。
 　　“没有它，许多证人将在出庭后永远消失。”这是对美国证人保护制度作用的一个恰当描述。事实上，无论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体系的完整性，还是对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证人的重要性都是具体而且核心的。特别是公民冒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举报犯罪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身为公民的道德良知。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就是保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所以，在力量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举报人，需要国家的公权力给予保护。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很多人开始反思如何在法律体系上进一步完善举报人、证人的利益保护机制，以确保举报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无疑是有益的。如美国不但制订了证人保护法案，还设有专门保护证人的机构。我国香港也有比较完善的《证人保护条例》，根据条例，司法部门必要时可对证人进行２４小时的全天候保护。
　　但在国内，还没有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规范文本，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犯罪分子都只能进行事后惩罚，不能做到事先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导致的现状是，我国法院的证人出庭率平均不到１０％。然而，证人、举报人是维护法制的“深喉”， 证人、举报人之所以作证、举报，是对法律的信赖和信仰；如果大多数的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就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和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冲击，进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证人、举报得不到有效保护，不仅是法律的缺失，更是法律的悲哀。
　　如果我们还不能制定一部与我们国情、财政能力等现实状况相契合的“举报人权利保障法”或是证人保护制度，随着证人、举报人利益遭受侵害，证人、举报人安全遭到威胁事件的不断频发，法律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