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商业贿赂立法势在必行

    反商业贿赂要不要立法、如何立法的声音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记者就此专访了两位从事“商业贿赂”研究的学者：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教授。

　　记者：你认为在现有形势下，就反商业贿赂问题进行统一立法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程宝库(以下简称“程”)：我认为中国制定反商业贿赂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立法工作应该尽早提上日程，不宜久拖。

　　任建明(以下简称“任”)：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律是必须而且应当的。国家应当尽快启动议程并完成这项工作，以使已经启动起来的反商业贿赂行动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撑。

　　记者：目前就商业贿赂立法有一种主张，认为问题不在立法，而在执法本身，立法不是当务之急。对此有何评价？

　　程：商业贿赂在中国市场泛滥，既有立法上的问题，也有执法上的问题，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法出多门，条文分散，且一些法律条文的规定比较含糊，缺乏可操作性，既造成了执法部门之间，管辖权的割裂，也时而造成管辖部门的冲突，而法律条文的含糊不清，也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使违法者心存侥幸。因此，立法问题与执法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律本身的诸多漏洞和含糊不清才是问题的关键。

　　任：我国在执法方面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多重执法、又没有严格的、准确的分工，结果就是有好处争执法，有困难推责任；有些在我国已有法律、法规中已经存在的法条，由于政策或其他层面的考虑，一直不能被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外国公司也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是应当受到中国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管辖的，但事实上，这些法条并没有被执行。

　　总的来说，统一立新法有必要，对于现有法律和未来新法的执行也是亟待解决、亟待加强的问题。

　　记者：从法律概念上讲，商业贿赂似乎还构不成严谨的法律概念，要进行立法就必须解决诸多技术性问题：其一是商业贿赂的概念界定问题；其二是商业贿赂法性质定位问题；其三是商业贿赂法结构的安排和设置等立法形式问题。具体到立法本身，您有何建议和构想？

　　任：这些问题本不存在，或者并没有那么严重。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并阻碍立法工作，主要可能还是我国传统的法律理念方面的局限。在这方面，法律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确实应该解放思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是一个主张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刑事、行政和民事制裁的法律，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一定要把一个具体的法律区分成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呢？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也是一个融合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的法律。只要克服了传统做法上的局限，具体的问题并不难解决。特别是商业贿赂的界定，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对于统一订立的新法，我想主要是一个民事和行政性的法律，民事和行政的足够惩处(或者说，使商业贿赂行为得不偿失甚至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是遏止商业贿赂的有效手段。如果一定要使用刑事惩处的话，交给现在的刑法(或者对其局限性做商量的修改，就像刑法第六修正案所做的那样)就够了。

　　程：关于立法模式的选择我本人倾向于统一立法，也就是制定反商业贿赂单行法，这是出于对许多实际问题的考虑，比如，制定统一的单行法，可以使立法过程不受(或者是少受)各个执法部门的影响，避免部门利益作祟，发生那种“争权卸责”的老毛病，也可以使各行业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相统一。（本报见习记者 唐俊）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