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控权观念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修改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实在是因为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处罚的范围扩大，处罚的种类增多，罚款幅度大幅提高，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扩展，以至于引发媒体言论：“警察事故多发与警察权的控制”。这种忧虑正常而理性，对于这样一部事关重大的法律，我们理应予以关注。

　　本次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如果立法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我们很难期望“良法”的面世。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是修改执行了十余年的治安条例的根本缘由。

　　当然，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同样也存在着转型问题。这种转型，就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应从“社会控制型”转变为“公民权利保障型”。

　　综观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这是特定年代赋予它的使命。而对于一个已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来说，保护民众的利益应当成为立法的根本需求。如果没有类型的转变，出台的法律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转型，保障社会转型，反而可能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近观《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大有改进。

　　要立法先得改观念，执行先进的立法，也需要观念的提升。

　　草案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本，这就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是一部规范警察权力的法。

　　讲到规范警察权力，首要的就是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在我看来，警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保护民众的权利而存在，而不仅仅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因为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权力行使的状态，为谁而行使，对谁负责。具体的警察权力确实来源于国家，但这不是警察权力的本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没有民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警察权力的本源是公民。

　　在我看来，这是警民矛盾之所以存在的本质原因。尤其是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此时的民众与违法者在身份上是重叠的，因而很容易因为违法行为而引发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但愿公民的权利不被立法者所漠视。我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立法，我们在确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也不应忘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究竟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还是要规范警察权力？对违法行为当然要进行处罚，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状态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这没有错。但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只是一种事实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设定一种权力后，它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因此，有违法必有处罚，然有权力也必有控制。前一方面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肯定会成为立法者关注的对象，而后一方面则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实制度中，我们都缺少“控权”的传统。但警察的“事故多发”、警察权力的经常被滥用，乃至于警察权异化成部门和个人谋利的工具等现象，时刻都在印证着这样一句名言而使我们警醒：“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